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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老战士:耄耋之年不忘初心

归档日期:05-02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硫黄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“八一”前夕,今年91岁的抗战老战士孙桂生应龙岩市直干休所之约,向所里的工作人员讲述了他的革命经历。老人说,“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97年的光辉历程,我对领导下的新时代充满信心”。

  孙桂生,1927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江安区(今如皋市江安镇)胜利乡西燕村的一个佃农家庭。1943年7月,他入党参加革命工作。1985年4月光荣离休后,他积极投入新四军研究工作,现为龙岩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。

  小时候的孙桂生家中一贫如洗,上无片瓦,下无立锥之地,常常饭都吃不饱,根本无法上学。他4岁就与三个小伙伴一起学唱戏、说好话、送财神,讨得几枚铜钱。

  一天,孙桂生与小伙伴到村里小学玩耍,偷看老师上课,被自尊心极强的母亲知道后,硬扯回家。同村教私塾的先生孙康盛,看到孙桂生机灵可爱,一副很想读书的样子,就找到孙父说:“我把房子租给你们住,让娃娃跟着我读点书吧。”孙父感激地说:“我也想桂娃子认识几个字啊,但交不起学费哦。”先生说:“你每年帮我做三天长工就行了。”孙父平日靠帮人种地为生,一家人听了这事都很高兴。这样,孙桂生5岁到7岁,读了3年的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老书。后来不知何故,孙康盛先生失踪了,孙桂生也就失学了。

  6年后,孙桂生才与孙康盛先生见面,那是孙先生回到江安区当区长的时候。这次重逢,孙先生讲了很多有关的故事,他说:的军队纪律严明,英勇善战,依靠穷人帮助穷人,经常打胜仗。先生讲得头头是道,孙桂生心向往之。朴实的孙先生,教了他许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,也常帮助孙桂生一家渡过难关。

  1938年3月19日,日军轰炸如皋城。年幼的孙桂生目睹百姓遭殃,这座千年古城遇劫的悲惨一幕。1940年7月,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如皋,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新四军在他村里办了新式小学,孙桂生重新上了学。

  孙老说:“同村比我大两岁的小伙伴孙宗权,他读中学回家时,经常给我讲怎样为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故事,动员我加入。”

  1943年7月的一晚,皓月当空,“我们来到村边的玉米地里。在场的共有4个人,其中有党小组长孙仆世,我的入党介绍人孙宗权,还有小我一岁的孙绍祖”。他们庄严宣誓,愿意接受党的教育。此后,大家经常私下开会,汇报思想,交流情况。

  之后,孙桂生在胜利乡任儿童团团长,在乡青年抗日协会任宣传委员,积极参加反“清乡”、反“扫荡”等抗日活动,搞“二五减租”。孙老说,“我参加工作后,认为作为一名员,就要时时处处听党的话、为党做事,完成好党的任务,要以党的利益为重,不要计较个人得失”。

  解放战争时期,苏中七战七捷。主力北上后,他所在的队伍留驻苏中,进行艰苦的反顽化游击战争。孙老说,“新四军部队转移北上后,我的家乡被占领。地主回来后,一批当地的员被杀害,其中包括孙仆世”。

  直到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,孙桂生所在部队集结于如皋附近,父母来部队看他时,告诉他孙宗权当了如皋县委书记(后任南通地委组织部长),才联系上了他,大家相见格外高兴。

  因为读过3年书,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组织上要培养年轻人不断进步,就动员孙桂生去中学读书。入党介绍人是孙宗权,“要我去考中学,说你去不去,是组织纪律性问题;收不收你,是学校的问题”。

  中学离孙桂生家有七八里路,他走到学校时,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,大家正在考试,他不敢进去,就站在窗户边上看,监考老师了解情况后,叫孙桂生到对面的二楼考试。

  二楼的老师说,问你三个问题,如果都回答出来,三天后到学校公示栏看录取情况。看你能不能回答:一是手榴弹爆炸,是木柄伤人还是铁壳伤人?二是硫黄软膏是治什么病的?三是如果你考不上中学怎么办?孙桂生连蒙带猜地说,一是铁壳伤人;二是治皮肤生疥疮用的;考得上中学当然好,考不上,就回家跟父母种田。

  学校一发榜,孙桂生榜上有名。就这样,他变成中学生了。上课几天,他认真听讲,但只懂得些加减乘除,比较复杂点的知识就听不懂了,只好去找学校的支部书记诉苦。支部书记是新四军出身,他说:“你听得懂要听,听不懂也要听。要用心听,你不能回去。”孙桂生说:“我不回去,要去当新四军。”书记听他这样一说,感觉这个学生还是有觉悟的,就说,“那你就去当兵好了”。

  学校党支部派人把孙桂生送到新四军1师1团3连,他成了一名小兵。大家看他虽然年纪小,但很懂事,都对他很好。

  过了几天,他的档案来了,指导员叫他到连部,翻着档案问道:“你是中学生吗?”孙桂生说:“我才上几天课,我不是中学生。”指导员又问:“你是党员吗?”他说:“我是老党员呢!”连部其他的人一听哈哈大笑,说:“你才多大,怎么成了老党员?”指导员说:“中央规定16岁可以入党,但不算正式党员,要到18岁才能转正。”指导员把孙桂生的情况向上级报告,团部首长一听,说:“他这么诚实,是个好孩子。把他调到团部当文化宣传员。”后来,又送他去当文工团员。

  文工团指导员是方奋同志,她认为孙桂生是一个好苗子,可以培养,就送他到苏中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第三分校第六队学习文化。学习6个月后,组织派他去战斗连队当文化教员,算是排级干部。孙桂生既是文化教员,又是文工团员。

  至今,孙桂生还会经常想起,在那战火纷飞中,他和战友们以歌声为武器,鼓励前方战士奋勇杀敌的情景。那与炮火声相应和的战斗歌声永留心中,因为那是为民族解放,为国家新生而歌唱的旋律。

  忆及往事,孙老说自己对特别感恩,当时“我们部队的战士文化水平低,我中学读了没有几天就去当兵,到部队从战斗兵变为文化兵。在文工团工作一年左右,开始不会讲普通话,是文工团团长教我讲普通话的”。

  1946年冬天,孙桂生从教导队文化教员的岗位,调到团部特务连当支部书记。不久,又调到5连当支部书记。没几天,向新四军发动全面进攻。一次,孙桂生的连队在江苏东南部的如东县城东边薛家庵打伏击战,一到指定地点,战斗就打响了。此役孙桂生的小脚受伤,当时还未察觉,战后睡到半夜才感到疼痛。连长知道后,叫卫生员来看,说骨头打坏了,连夜把孙桂生送到后方医院治疗。

  住院2个多月,他想连队战友了,就从医院“逃跑”。团长知道他的病没有完全好就跑回来,很生气,要派侦察员把他“押”回医院,孙桂生不回去,此时政委出面说,“不回去算了,让他到警卫连去当指导员吧”。

  孙老说,“战斗中,轻伤不下火线,没有伤及筋骨、没有伤及内脏就不算负伤”。

  打战时,员冲锋在前,撤退在后。平时要帮老百姓干活,扫地干净,挑满水,都是党员做的。行军时,一个背包、一根步枪、一把洋铲、一个米袋、四个手榴弹,随身带三天粮,天当被子地当床,如果有战士走不动了,党员帮忙背枪背包,甚至背他走。

  如果打一战,有几位党员牺牲了。战斗结束后,马上召开总结会为他们评功报功,表现好的战士入党补充到班里。班里少了几名战士,就补充新兵培养教育。所以,“我们党领导的部队越打越多,越来越强,战斗力、号召力显著提高”。

  参加淮海战役前,孙桂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11总队第33旅。1949年,被编入第29军第87师,参加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。

  1949年夏,孙桂生随部队打完上海战役后,退守苏州休整,随后进军福建,于8月参加解放福州、厦门等战斗,后来又参与了福建的剿匪战斗,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,三、四等功多次。1955年12月,他被授予大尉军衔,又于1957年6月荣获三级解放勋章。1956年,被调到龙岩军分区工作。

  2016年3月,孙桂生来到龙岩市直干休所办公室,对所里的工作人员说,“帮我写一份《申请书》,我想捐献遗体,供医学研究。自从加入后,我的全部都是党的。我全身都是‘宝’,一把火烧掉,怪可惜的”。

  此前,孙桂生向龙岩红十字会表达了捐献遗体的意愿。之后,两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到他家了解情况,说他的身体还很健朗。孙桂生说,“等我‘归西’后,由他们与我儿共同处理此事”。

  老人何以至今还在重申这一愿望呢?孙老说,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。现在国家强大了,人民富裕了,但捐献遗体的还不算多,“我是一名员,是无神论者。我从小得到了的培养,我的身体应属于党的。我现在的愿望是,等我去见马克思的时候,把遗体捐献了”。

  在他看来,自己是一名老党员,捐献遗体算是为党为人民作最后的贡献,“把我的全部奉献给党和国家,没有遗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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